“首善之区，益光圣治”
——直隶督抚与清代三部《畿辅通志》
吴蔚
地方志是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著作，其种类有综合全国情况的有总志和一统志；地区性方志省志、州志、县志、厅志、乡土志等；山水禅林、寺庙、书院、游览胜迹、人物、风土专志等多类。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尚处于形成阶段；隋唐两朝，图经盛行，以志、记为名的方志书也发展起来；宋代以记地为主的方志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至此方志书始体例初备，自成一体；明代的方志比较前朝又有发展，数量和种类都有增加。全国有一统志，各省普遍修总志或通志，省以下的府州县亦各多次修志。清代是地方志的全盛时期，不但种类全、数量多，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完备。清王朝继承发扬光大历代修志优良传统，自顺治至宣统间，朝廷多次下诏促令各省修志，各级志书编纂不断，在志书种类，成书数量以至志书质量等方面，都明显超过历代任何一个王朝，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方志纂修的全盛时期。
直隶总督李卫曾说：“畿辅为首善之地，经画区置，万方皆取则焉”。直隶省作为畿辅重地，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修志事业代有传承，佳构美篇，流布至今。其中有直隶巡抚于*主修的康熙《畿辅通志》、直隶总督李卫主修的雍正《畿辅通志》、直隶总督李鸿章主修的光绪《畿辅通志》。本文将详尽叙述直隶督抚与清代三部《畿辅通志》的来龙去脉、利弊得失。
直隶巡抚于*主修康熙《畿辅通志》
通志一般是指记载一省范围的地方志书。我国通志之修，在明代已经比较普遍。明代十三布*使司皆有志，唯直隶（即今河北省）独无。清代直隶省《畿辅通志》在清代曾经过康熙、雍正、光绪三朝编修，并各自独立成书，现均留存于世。可见直隶缺通志问题直至清代才得以解决，而最早破解这个难题的，正是直隶巡抚于*，清代直隶省编修最早的省级通志——康熙《畿辅通志》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
地方志是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著作，其种类有综合全国情况的总志和一统志；地区性方志省志、州志、县志、厅志、乡土志等；山水禅林、寺庙、书院、游览胜迹、人物、风土专志等多类。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尚处于形成阶段；隋唐两朝，图经盛行，以志、记为名的方志书也发展起来；宋代以记地为主的方志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至此方志书始体例初备，自成一体；明代的方志比较前朝又有发展，数量和种类都有增加。全国有一统志，各省普遍修总志或通志，省以下的府州县亦各多次修志。清代是地方志的全盛时期，不但种类全、数量多，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完备。清王朝继承发扬光大历代修志优良传统，自顺治至宣统间，朝廷多次下诏促令各省修志，各级志书编纂不断，在志书种类，成书数量以至志书质量等方面，都明显超过历代任何一个王朝，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方志纂修的全盛时期。
清代第一部直隶省志——直隶巡抚于*主修康熙《畿辅通志》
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益巩固，纂修地方志，大兴文教被康熙皇帝提上了日程。清康熙十一年（），皇帝下令各省编修通志，应保和殿大学士卫周柞奏请，清廷组织纂修《大清一统志》，为了汇集材料，皇帝令各省修通志，并将贾汉复主修《河南通志》、《陕西通志》，“朝议取为他省程式”。此令下达后，首先成书的是于*主修《畿辅通志》。*府的提倡和重视使各地方官吏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所任一方，必须修志，如果某地“无《志》以传信”，“固邑中士大夫之辱，而亦长吏之所不能辞其责也”。修纂方志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成为清廷、官吏、士绅、学者的共识。另一方面是各省、府、州、县志的修纂要为《一统志》修纂提供材料。康熙时名臣于*在《江南通志》序中曾说：“夫修志之役必始于县，县志成乃上之府，府荟集之为府志，府志成上之督抚，督抚荟集之为通志，通志归之礼部，然后集为《一统志》”（康熙《江南通志》卷首于*序，康熙二十三年刻本），这清晰的反映了于*在主修地方志上的慧眼卓识。清代第一部直隶省志——康熙《畿辅通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编纂完成的。
古代国都周围之地称为“畿辅”，而后来的畿辅之地，特指京师（北京）附近地区。北京在元、明、清三代均为国都，又地居当时直隶省（今河北省）之中，故那时的河北之地称之为“畿辅”，清朝定鼎京师，特置直隶巡抚，以专统辖其地。直隶巡抚于*主修了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有关直隶省（河北省）的志书——《畿辅通志》。该通志是于康熙十九年（）开始正式编纂，直隶巡抚于*（字北溟，号于山，年为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先后监修，延聘翰林编修郭棻总纂其事。郭棻（—）清代官吏、学者、书法家，字芝仙，号快庵、快圃，直隶清苑（今河北保定市）人。郭棻自幼才思敏捷，工诗善书，下笔千言立就。清顺治元年（），选拔贡生，顺治九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升赞善。顺治御试词臣，其文词名列第一。他慷慨好直言，因忤权贵，被降为山西按察司佥事。于山西勉修职业，静以待时，八年后，终因*绩突出，升为大理寺寺副，奉旨修《章皇帝实录》，书成，复授编修。康熙十一年（）任河南典试官。以才德选人，深得民心。后授经筵讲官，侍值南苑。康熙命其书写唐人早朝诗，置于殿侧屏风之上，时时御览，并赞“郭棻办事老成，优于学，实为北方才子”。拜郭棻为正詹，与睢州汤斌同任东门讲官，且免拜赐座，赏貂裘珊瑚，捻珠等珍贵物品，荣冠一时。后历官检讨、赞善、大理寺正、内阁学士，奏疏多直言，竭诚向上，讲求经世之务，凡礼乐、刑赏、用人、理财等国家大事，莫不探索原委，综核数千百年因革损益之故，因著《十策》上之，晋内阁学士，蒹礼部侍郎。参知*事时，每当讨论民生大计，不畏权贵，据理力争，士大夫皆仰其风采。因此他遭到权贵嫉恨，被迫辞归故里。各级地方官员闻之，争相拜谒，他均婉言辞谢。然遇民生休戚，地方利害兴除之事，必竭诚相告。在家乡保定，他留心考察当地经济资源，提出先治水，后治田的经济开发方案；他关心教育，亲自督学，捐款贴补教育费用；他轻财物，好施舍，捐资办校，倡兴教育，雍、乾间，邑中科举得中者皆出其门，被称之为“清苑夫子”。他工诗文、善书法，其作品文词美赡，在词曹前后垂四十年，巨制宏篇，多出其手，文笔与华亭沈荃齐名，有“南沈北郭”之誉。书法妙绝，人得寸缣尺楮，如获至宝，堪于赵孟頫、董其昌媲美。家居时先后修纂《清苑县志》、《保定府志》、《畿辅通志》，著有《甲申保定府殉难记》、《学源堂文集》，《学源堂诗集》等。能够延揽聘请郭棻这样的大儒完成直隶省第一部志书的编修工作，充分表明直隶巡抚于*知人善任、为*有道的心胸和魄力。
于*主修的《畿辅通志》告竣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康熙《畿辅通志》共凡四十六卷，二十二门。卷首为序、皇畿赋、凡例、姓氏，京师、目录。正文依次为图、星野（祥异附）、建置沿革、疆域形胜．山川、城池、学校、兵制、公署、祠祀（寺观附）、古迹（陵墓附）、户口、田赋、风俗（物产附）、帝后，封建、职官、选举、名宦、流寓、人物、艺文、杂志。该志附图较多，目录之后有皇城图、畿辅总图、畿绣郡城图（八府图8幅）、畿辅景图（21幅）。另外“星野”门还附有图四幅。全志内容侧重记人，有关人物的类目即达22卷之多，其中“人物”为15卷。卷十三“风俗”所附“物产”记载较详，文字数倍于“风俗”，叙物产细分谷、蔬、花、果、木、草、药品、杂产、货、禽、兽、水族、虫等类，每个品类均有详细注释。康熙朝于*主修《畿辅通志》后，“畿辅”继而成为清代直隶省之别称，因此，在清代历次编修的直隶（民国后改称河北）省通志，都称之为《畿辅通志》。
但乾隆朝时修《四库全书》却没有著录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有人认为该志“仅用数月即成，讨论未为详确，简而无当，一些重要史料缺采，深为后世所讥”。《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云：“康熙十一年，大学士卫周柞奏令天下郡县分辑志书，诏允其请。于是直隶巡抚于*、格尔古德等始创为之，属翰林院侍讲郭棻重其事，仅数月而书成”。从历史长河中看，康熙《畿辅通志》虽为粗缀，但首创之功实不可没。
对于中国历史上河北省的第一部《通志》——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过去一向评价很低。究其根源，主要是受其后志雍正《畿辅通志》对该书评价的影响。在雍正《畿辅通志》中，编纂者指责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以数阅月成书，搜集讨论未能详确”（雍正《畿辅通志》凡例）。《四库全书总目》只在雍正《畿辅通志》的提要中，附带对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作了极简单的介绍。民国《河北通志稿·旧志源流》一书，虽对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单独作了评介，但亦沿袭了雍正《畿辅通志》对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的评论。方志学者瞿宣颖，在其介绍方志的专门著述《方志考稿》一书中，对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未作单独评介。我们认为该志虽有一些缺陷，但首创之功，功不可没，而且直隶巡抚于*主修的康熙《畿辅通志》自身有着不少优点。
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的编修及其所用时间
自元、明以来，一省行*长官主持编修本省通志已成传统。今河北之地，在明代大部地区归属北直隶。当时的北直隶不是一个有行*管辖机构的独立行省，因而也就不可能由地方长官主持编修这一区域的通志。“自元以来，如《析津志》诸书，所记只及于京师。至明代，以畿内之地直隶六部，与省、州、县各统于布*司者，体例不侔，故诸省皆有通志，而直隶独阙”（《河北通志稿·旧志源流》）。
清初，北直隶改建为一个独立行省，并在康熙朝设直隶巡抚（后称总督）以统辖之。康熙十一年（），清*府下令各省分辑志书，数年之后各省先后修成。康熙十九年（）直隶省由巡抚于*和继任格尔古德主持编纂直隶省通志。因其书为康熙年间编修，所以称为康熙《畿辅通志》。
雍正《畿辅通志》以所谓“数阅月”成书，而否定康熙朝直隶巡抚于*主修的《畿辅通志》的价值之论点，是不能成立的。从康熙十一年诏令天下郡邑修志之时始，河北全省即行普遍修志。据统计，至康熙二十年全省新修府、州、县志有一百二十五部之多。以这些志书为编修通志的基础资料，是康熙朝直隶巡抚于*主修的《畿辅通志》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编纂成书的关键。如果把这次全省郡邑普遍修志看成是编修直隶省通志的必要准备和必经过程，那么，这部通志编修所用时间，则远远不是“数阅月”而成的。正如吴元莱在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序中说的那样“必列郡邑之志成，而后可以总揽以卒业”。
康熙朝直隶巡抚于*主修的《畿辅通志》的具体编修时间，在该志格尔古德序中有“是书也始于康熙十九年之七月，成于二十一年之四月”的记载。按此记载计算，该志编修所用时间为一年又十个月。而在该志董秉忠序中又有“辟馆于庚申之初秋，脱稿*平之月杪，剞劂校订再阅五月而告竣”的记载。这里说明该志是在康熙十九年秋建馆始修，同年十二月末脱稿，再用五个月进行刻印校订，于康熙二十年四月成书。这段记述表明，直隶巡抚于*主持的此志编修所用时间为十个月左右。和格序记述相差一年之久。孰是孰非，难以确考。不管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一部省总志，从其撰稿到刻印校订事竣，用时不到一年或两年，无论如何应该说确实有些仓卒。然而，雍正《畿辅通志》以此而否定其优点，显然是片面的。如果方法得当，用较短的时间也是可以修出一部“务期详而不冗，约而能该”的通志来的。一部志书的好坏标准不应以编修时间的长短来定，而要看它的社会价值，并必须同时看它的效用。
直隶巡抚于*主修康熙《畿辅通志》的得失
康熙朝直隶巡抚于*主修的《畿辅通志》的主要优点还是可圈可点的。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是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和吸收好的作法的基础上编修的。尽管成书时间仓卒，存在某些缺点，但无论在编纂方法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有不少优点。例如，因为直隶省当时为国都所在地，所以《畿辅通志》所记载的《京师》、《诏谕》、《宸章》和《陵寝》等内容，不仅对如今的河北省，而且对全国其他省、市、区的图书管理、科学研究、地方志编纂等项工作都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该志的主流方面。因而，正确认识和评价《畿辅通志》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在体例和篇目方面，直隶巡抚于*对以往志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缺点进行了改正。例如，在此以前，有不少志书将“建置”和“沿革”分列为两目。该志认为若将“建置”和“沿革”分列为两目，“二例难判，倘不合书，必有叠复。《河南通志》及《明一统志》俱作一门，所见良是，兹仿而作”（康熙《畿辅通志》凡例）。“建置”是指*区设置，“建置沿革”是指*区自有建置以来，建置兴废及统属关系的变化情况。历代方志中“建置”与“沿革”分写者，其“沿革”部分内容的记述，也都是某*区的设置、归属、兴废变化情况。因此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将“建置”与“沿革”合而书之，是符合这一事物的客观情况的。清代和民国期间一些方志，将建置和沿革分两个问题来撰写，其“沿革”记述的内容，正是上述“建置沿革”记述的内容。而其“建置”记述的内容，则是一些建筑物的记载：城池、坛壝、学宫、寺庙、宫殿等，有的还包括一些金石、古迹、学校等。这些内容与其说是“建置”，不如说是“建筑”。若按其性质，分别记入文物胜迹等有关类目中则更为顺理成章。“建置”与“沿革”合书的作法，也正是当今修志值得效法并为多数新方志所采用的。
第二、直隶巡抚于*主修的康熙《畿辅通志》讲求实用，注意了经济内容的记载。对盐*，认为是“国课攸关，民生资用，极当备考”，对水利，认为是“最大王*，宜先”（康熙《畿辅通志》凡例）。此志对所书内容，尤其注意了讲求实用。“畿辅地近东北，羽毛齿革，金石草木之产，八郡多同。其有尤异者，亦种类偶殊也。惟枣与栗实资利用，虽微必书。若妖华异草，猘兽*鱼，一概弗录”（康熙《畿辅通志》凡例）。这里对物产的评述，由于受当时科学技术水平所限。虽未能恰当反映直隶省物产的客观情况。但也充分说明了于*主修的《畿辅通志》中非常重视记载有实用价值的内容，凡是可资利用的物产均作详细的记载。在《物产》附一目中，记有物产的特征、性质、用途、最多和最佳产品产地等重要内容。记有谷属二十一种，蔬属四十三种，花属五十六种，果属三十余种，木属二十五种，草属二十六种，药属六十五种，土产二十三种，货属九种，禽属五十余种，兽属二十六种，水族二十三种，虫属三十一种，所记种类之多，内容之详，是旧方志少见的。该志还在其《祥异》附中，记有从周襄王六年（前）至清朝顺治十八年（）两千三百年间发生的水、早、雹、风、虫、疫等各种重大自然灾害一百一十余起，重大地震三十余起，星陨、极光等天文现象二十余起，轶闻、异事三十余件。这些都是反映直隶（河北）自然现象规律性的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可见直隶巡抚于*主修的康熙《畿辅通志》注意了有实用价值内容的记载。
第三、尊重历史事实，注意了对事物的客观记载。直隶巡抚于*主修的康熙《畿辅通志》对于失据内容，不予记载。如对以往有的志书中以附会传说为据，把非本籍人记入本地志书，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则不予收录。如该志认为“系耿弇于束鹿，载韩愈于昌黎，断不敢雷同其说焉”（康熙《畿辅通志》凡例）。历史上有些人崇拜名人，以本地有名人为一幸事，因此，就以名人命名村名、地名，随着历史的推移，后来的一些人不明这类村名、地名的来历，就附会为因某名人为当地人而得此名。一些方志的编修者不加考证就以附会为据，辑入志书。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对这类记载不盲从，而以科学态度对待，这是今天修志应当继承的。该志对人物的记载，注重事迹。记人物的目的在于“彰往劝来”，主张“人贵录实事，戒阿好”。并批评了“近志几乎有宦皆名”，“赞颂娓娓、牵缀纶纶者”等不良现象，坚持“有实*可纪者录之，余仍听之赞颂之口尔”（康熙《畿辅通志》凡例）。这些看法是在章学诚初创方志学说之前近百年提出来的，表明了文人官员的风骨，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可贵的。这些思想为后来方志学者所继承。
第四，注意对发展变化了的事物和新事物的记载，主张“山川之名，有见于《禹贡》、《山海经》、《水经》等书者，皆是名山胜水，及按图而索，沧桑屡变，多所弗符，更有古未之闻，而今实称盛者，亦详书之”（康熙《畿辅通志》凡例）。旧事物在逐渐消亡，新事物在不断出现，这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康熙朝直隶巡抚于*主修的《畿辅通志》认识到方志记述的内容应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发展，这是可贵的。
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的不足之处
康熙朝直隶巡抚于*主修的《畿辅通志》，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撰写成书，确实有些仓促。因此在个别地方体例失当、内容不确，实为在所难免。下面主要谈谈在体例方面存在的两个问题：
首先，以《星野》门附《祥异》，在体例上显然失当。《星野》门是记地上邦国、郡、州、县位置与天上星座对应关系的，以表示地理位置。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的作者，用封建迷信的观点看待祥异，自然就把祥异同星野和星象推算凶吉的方术联系起来，所以，将《祥异》一目，附于《星野》之门。其实《祥异》一目记载的多为水、旱、风、雹、虫、疫、地震、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本身并没有什么迷信的东西。但是由于作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科学知识的缺乏，把这一部分极为重要的内容放在了不适当位置，从而降低了它的价值和地位。
其次，《风俗》附《物产》也与方志体例不体。《风俗》门应记载的内容是一方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社会风尚、习俗。在方态篇目中的《风俗》与《风土》不同，后者比前者应包括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它可以总揽方志的所有内容。例如清同治年间修的深州志曾名为《深州风土记》。所列《风土》门内设《物产》是符合志体要求的。在方志篇目上《风俗》与《风土》是不能混同的。《风俗》附记动物、植物、矿物等内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直隶巡抚于*于康熙二十一年（）主修康熙《畿辅通志》，53年后，第二部《畿辅通志》是续修于雍正七年（），成书于雍正十三年（），由唐执玉、刘于义、李卫修，陈仪、田易纂的（雍正）《畿辅通志》一百二十卷。年后，第三部通志是修于同治十年（），成书于光绪十年（），由李鸿章等修、*彭年等纂的（同治）《畿辅通志》三百卷首一卷。康熙、雍正、同治三朝多年间，纂修《畿辅通志》的主修、主纂均为总督、巡抚、内阁学士、侍郎、翰林院编修等官员。康熙《畿辅通志》的主修于*身为直隶巡抚，主纂郭棻则曾经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雍正《畿辅通志》的主修唐执玉、李卫都曾经担任直隶总督，该志主纂陈仪官至侍读学士，另一位主纂田易曾经担任任湖南辰州府同知。同治《畿辅通志》的主修之一李鸿章更是位极人臣，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主纂之一*彭年则官至翰林院编修。
直隶巡抚于*主修的康熙《畿辅通志》，开了直隶（河北）省志的先河，而雍正《畿辅通志》指责康熙于*《畿辅通志》的舛误，其实是言过其实的。一方修志，后志对前志的长短得失总是要评论一番，以便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但是一般说来，后志为了说明自己高于前志，总是贬多于褒，甚至只有贬而无褒，雍正《畿辅通志》对康熙朝直隶巡抚于*主修的《畿辅通志》的评论就是一例。雍正《畿辅通志》唐执玉序对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作了这样的评述：“旧志则简而不当，其根源见于经史子集者，每缺焉，或取诸类书。而与本文伪并，其他则稗官小说为多，郡、州、县志，则芜而不雅，盖杂出于近世人之纪录，或野人所傅会。甚者，因缘请托、事迹伪构、贤不肖混淆，未可以为据也”。这段评述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的某些缺点，但是一概把引文和所采资料说成是“未可为据”的，因而就对这部虽有一些缺点，但也具有不少长处的、巡抚于*在直隶首创的通志给予否定，显然是不公正的。雍正《畿辅通志》还有一段记述：“旧志多杂记异闻……或征诸梦卜，或见诸歌谣，及猎取野史家传，猥琐谲怪，事属不经，未敢征信”（雍正《畿辅通志》凡例）。这是一段不伦不类的评述。志书中的杂记、异闻、歌谣、野史家传的记述，多有考订，其中不少是正史中不见的宝贵资料。吸收这些资料，本是方志之长。雍正《畿辅通志》对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的这段评述，实在是颠倒了是非。雍正《畿辅通志》对康熙朝直隶巡抚于*主修的《畿辅通志》的这些错误评述，给后人以很大影响。自此以后的一些方志提要、书目对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不予以著录、评介的原因就在于此。有学者认为：“由于康熙朝于*主修的《畿辅通志》篇目设计和内容记述方面未能凸显清朝帝王特殊地位，加之仓促成书，简而无当，讨论未详，重要文献和重要史事无征和缺采，使志书构成严重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客观公允。直隶巡抚于*主修康熙《畿辅通志》，旨在为汇编《大清一统志》全面提供直隶地情在材料上所做的必要准备，历史价值不容低估。
综上所述，康熙朝直隶巡抚于*主修的《畿辅通志》虽然具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但这部志书是吸收了前人修志的经验而写成的，因而有不少优点和成功之处，权衡其长短，仍不失为是一部有创见、具有重要价值的志书。作为地处京畿的直隶省，在“体裁无因，义文皆创”的情况下，创修这样一部通志，开辟新天地，是难以尽善尽美的。为此，有必要清除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对康熙朝直隶巡抚于*主修的《畿辅通志》认识的偏见，从而在我国古籍宝库中给它以应有地位。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直隶总督李卫主修雍正《畿辅通志》
直隶总督李卫在短短数年任内，三任直隶总督，在直隶省重新扩充、完善行*区划，条分缕析，建章立制，使直隶省短短数年间面貌一新。在此基础上，总督李卫监修了直隶省第二部省志——雍正《畿辅通志》，这也是直隶总督主修的第一部直隶省志。
中国古代历来就有编纂志书的传统，一则是以史为鉴，二是昭示领土、巩固统治。清廷入关后极为重视各地志书的编纂，到雍正七年，雍正帝再次下诏命编纂通志，直隶总督唐执玉在保定莲池设官，延请博学儒士编修《畿辅通志》，李卫当时任浙江总督，便广招江南才子编修方志。后因唐执玉患病，通志并没有修完，李卫任直督后，接领了通志编纂工作，对已编成的缮稿亲自考订、审阅，因时增改，至雍正十三年（）《畿辅通志》完成。共分三十一目，人物、艺文二门又各有其子目。这版通志订讹补阙，较旧志更为完善，不仅为《大清一统志》的编纂提供了素材，也为直隶省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李卫主持雍正《畿辅通志》的编修背景、经过
康熙十一年（）以来，为编修《大清一统志》，康熙帝曾多次下诏并檄催各省限期纂辑通志，以备编修《一统志》之用。然各省通志成书仅10余部，康熙《畿辅通志》即成书于此时。康熙二十五年（），皇帝下令“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巨典，名曰《大清一统志》”（《圣祖仁皇帝实录》，卷）。’敕命总裁官“务求采搜宏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万机之余，朕将亲览”（《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反映康熙帝编修一统志和绘制全国舆图的决心。今按，康熙时，《大清一统志》未能告竣，而在康熙帝主持下编制《皇舆全览图》，于康熙五十七年（）完成，此为我国首次采用西方绘制技术即用地图投影法绘制而成，具有较高科学水平。雍正时，一统志历久未成。
雍正六年（）十一月皇帝下诏，“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调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久迩光，乃称不朽盛事。……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葺，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内纂成具奏”（《世宗宪皇帝实录》卷75）。在雍正帝此次督促下，各省通志陆续纂辑完成，《四库全书》著录凡十六种（据《四库总目》著录李卫等监修《畿辅通志》起，于鄂尔泰监修《贵州通志》止），皆为此次诏命督促之结果。
鉴于有学者认为直隶省首部通志——康熙《畿辅通志》讨论未详，不敷实用，因此，雍正时有重修之举。雍正七年（）春，雍正皇帝命天下重修通志上诸史馆以备《一统志》之采择，直隶督臣唐执玉祗奉诏旨乃延原任辰州府同知田易等数人设局于保定府莲花池，搜罗纂集、详悉考订。其后督臣刘于义、李卫相继代其任统领志事，翰林院侍读学士陈仪纂修，雍正十一年（），内阁一统志馆照会户部，令详查直隶各省、府、州、县户口、田赋等项。照会附行查事项十四条，要求逐条行查上报。这无疑将对各级地方志的编纂是一次极大推动。雍正《畿辅通志》于雍正七年（）开编，雍正十三年（）成书告竣，并于是年刊行。
雍正《畿辅通志》编修人员
李卫（━）字又玠，世居江南徐州丰县，寄籍江苏铜山（今徐州），十岁丧父，少好习武，并学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卫家道富足，以捐资而成为国子监生。康熙五十六年（），选为兵部员外郎。两年后，升迁为户部郎中。六十一年（）冬，由怡亲王允祥举荐，被刚刚即位的雍正帝特授为副使，衔云南驿盐道的官职。雍正元年（）五月，抵达云南就职；不久又承命兼理云南铜厂事务。二年，擢升云南布*使，仍办理盐务兼管铜厂。三年，升任浙江巡抚，继而又受命兼理两浙盐*。五年，就地擢升为浙江总督兼管巡抚事与盐务。次年，又奉命兼理江苏七府五州的匪盗案件。七年，晋升为兵部尚书，不久加升太子少保。十年，暂代刑部尚书事务，几个月后移任直隶总督，并以总督之职节制直隶提督等官。乾隆元年（），兼管直隶河务。三年十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官署，享年五十一岁。按总督例赐祭葬，谥敏达。五年，诏入直隶名宦祠及京师贤良祠，以供祭拜。
李卫作为一名以捐资入仕的汉臣，不仅在短短的几年内由捐纳出身的一介微员升至封疆大吏，而且成为深受雍正宠信的股肱之臣，这与李卫的为人是分不开的，其人不拘小节、勇与任事、毫不徇私，在各官任内对于吏治、民生、推行国家*令方面更是多有建树，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好官，为雍正皇帝所赏识。雍正帝夸他“忠诚体国，实心任事”，他与鄂尔泰、田文镜齐名，是雍正朝著名的“模范”三督抚之一。这三个人中，鄂尔泰、田文镜是旗人，唯独李卫是汉人，但同样受到“宠眷”，这表明雍正皇帝和李卫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以及李卫独具的才能和胆识，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李卫自身的努力密不可分，同时也反映出雍正选才用人的特点与风格。
唐执玉：（—），字益功，号蓟门，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知德清县，户科给事中，鸿胪寺正卿，大理寺少卿，太仆寺正卿，礼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雍正七年（）六月署理直隶总督，深得皇帝赏识。于此年，奉诏重修《畿辅通志》。后任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十一年正月（年2月）再次署理直隶总督事，卒于任所。
刘于义：（?一），字喻旃，江苏武进入，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官授编修，曾任提督山西学*，仓场侍郎，直隶河道总督，刑部尚书等职。雍正九年九月（年10月），接替唐执玉署理直隶总督，继续主持监修《畿辅通志》事宜，雍正十年七月（年9月），调任署理陕西总督。
陈仪：（—），字子翔，号一吾，河北文安县人。清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曾任巡察丰润等处营田观察使，都察院佥部御史，翰林院侍读学士。雍正三年（）奉诏治理直隶省水灾，颇有建树，专研古文辞，善书，著《毛诗臆评》、《乡*私记》、《学庸私记》、《南华经解》、《直隶河渠志》等书，雍正七年（）重修《畿辅通志》任协修，参与纂辑等事宜。
田易：生卒年未详。大兴人，康熙丙戌（）进士。在编纂《畿辅通志》中任采辑。原任湖南辰州府同知。
雍正《畿辅通志》空间范围和时间断限
1．空间范围
雍正时，直隶省辖区约相当今北京、天津二市及河北省全境，今河南省、山东省部分县域。统府10，州23，县。
（1）顺天府：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通州、三河、武清、宝坻、宁河、昌平州、顺义、密云、怀柔、涿州、房山、霸州、文安、大城、保定、蓟州、平谷、遵化州。
（2）永平府：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州、乐亭、玉田、丰润。’（3）保定府：清苑、满城、安肃、定兴、新城、唐县、博野、庆都、容城、完县、蠡县、雄县、祁州、束鹿、安州、高阳、新安。
（4）河间府：河间、献县、阜城、肃宁、任邱、交河、宁津、景州、吴桥、东光、故城。‘
（5）天津府：天津、青县、静海、沧州、南皮、盐山、庆云。
（6）正定府：正定、井陉、获鹿、元氏、灵寿、栾城、平山、阜平、行唐、赞皇、晋州、无极、藁城、新乐。
（7）顺德府：邢台、沙河、南和、平乡、巨鹿、广宗、唐山、内邱、任县。
（8）广平府：永年、曲周、肥乡、鸡泽、广平、邯郸、成安、威县、清河、磁州。
（9）大名府：元城、大名、魏县、南乐、清丰、东明、开州、长垣。
（10）宣化府：宣化、赤城、万全、龙门、怀来、蔚州、蔚县、西宁、怀安、延庆州、保安州。
（11）易州：涞水、广昌。
（12）冀州：南宫、新河、枣强、武邑、衡水。
（13）赵州：柏乡、隆平、高邑、临城、宁晋。
（14）深州：武强、饶阳、安平。
（15）定州：深泽、曲阳。
（16）承德州：雍正十一年（）改热河厅置，治所为今承德市。因增设时间近于该志纂修时间下限，故各篇很少涉及承德州事，是为漏缺。今按，该州在顺天府东北四百二十里。“东至八沟，西至濠村沟，南至柳河边墙，北至汤泉沟，东南至冷口，西南至卯正，东北至车轮窖，西北至老子沟”。1
2．时间断限
雍正《畿辅通志》各篇时间起止不一，上限最远始于*帝之时；下限各篇亦不一，最晚止于雍正十三年（），即该志刊印之年。
直隶总督李卫在雍正《畿辅通志》序言中体现的修志文化思想
雍正《畿辅通志》凡一百二十卷，分为三十一目，人物、艺文二门又各为子目“订讹补轶，详略适中，视旧志较为完善云”（文渊阁四库全书《畿辅通志》卷首纪昀等人语）。雍正《畿辅通志》卷前依次为目录，钦定《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等人有关该志提要文字，李卫、唐执玉、王謩等人序。附格尔古德、董秉忠、李玠、吴元莱旧序四篇及《康熙志》原修姓氏，凡例，纂修职名，舆图等，专志凡31门：分诏谕、宸章、京师、星野、建置沿革、形势疆域、山川、城池、公署、学校、户口、田赋、仓廒、盐*、兵制、关津、驿站、河渠、水利营田、陵墓、祠祀、寺观、古迹、风俗、物产、封爵、职官、选举、名宦、人物、艺文。此志通行版本是清乾隆间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本。
雍正《畿辅通志》成书后，雍正十三年清和月谷旦，也就是当年农历四月一个晴朗美好的日子，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直隶总督加十级纪录十七次、又*功纪录一次的李卫，专门为此书撰写了序言（见本书第XXX页）。其中详细描述了《畿辅通志》的成书原因、经过、体例变革、成书意义等诸多内容，全面反映了直隶总督李卫的修志思想和方志理论。
关于雍正《畿辅通志》成书原因，直督李卫写道：“我朝统一区宇，六合同风，东西南朔，《书》所谓渐被暨讫者，今皆隶版图，而供职守圣圣相承，立纲定制，视前古特为精密。皇上绍登大宝，益弘继述之善，宏纲、细目无不备举。雍正七年春，诏天下重修通志，上之史馆，以备大一统之采择，畿辅为首善之地，经划区置，万方皆取则焉”。
关于雍正《畿辅通志》成书经过，李卫写道：“受命以后，督臣唐执玉、刘于义逓董其事，设局于保定府之莲花池，延博学洽闻、明习典故之士，搜罗纂辑。方是时，臣适秉节两浙，亦集越之多士，修明锓梓。十年秋，复奉总督直隶之命，考询斯志缮稿者已什有其七、八，其叙山川、疆域、城郭、关津以及贡赋、风俗、礼乐、刑*，英才之挺秀，物产之异宜，靡不胪悉，具举其文典而核其事，切而当洵，可为馆阁取材之地”。
关于雍正《畿辅通志》成书的体例变革，李卫写道：“至于职官之统驭，郡县之繁简，*伍之多寡，设防立卫联络屯置之事，皇上既以臣督率群吏，兼理戎*，自应因时制宜，以求允协。于是熟察郡邑之治体，亲历诸边，遍观*屯之形势，悉心讨论，次第修举。其间有断自宸衷特命变通者，有面承圣训量加裁益者，有度地制宜敷陈愚见奉俞旨而允行者，既经圣明之鉴定，靡不小大相维，轻重同得，皆可为不易章程，故臣于《职官》、《兵制》诸篇详慎考订，具载新制”。
关于雍正《畿辅通志》成书的意义，李卫写道：“嗣是官斯土者，读是书而兴起焉，为干城，为保障，以无忝股肱之任；生斯土者，读是书而向慕焉，戒浮薄崇古处以无负山川之秀，将见邦畿千里，永为四方之极，鼓吹休明，辉煌史传，岂独为郡邑之光而已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直隶总督李卫对于《畿辅通志》志稿质量的满意，以及成书后对文化续断的无比自豪感。
雍正《畿辅通志》评介
鉴于直隶总督李卫主修的雍正《畿辅通志》，彰显文运，继往开来，优点很多，乾隆朝《四库全书》编校官员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其中的评语说道：
臣等谨案：《畿辅通志》一百二十卷，国朝兵部尚书、直隶总督李卫等撰。自元以来纪日下典故者，虽有《析冿志》等书，而所纪祗及於京师。至畿内之地，明代直隶于六部，不设布、按两司，故通志之书独阙而未备。
本朝定鼎京师，特罝直隶巡抚以专统辖。康熙十一年，大学士卫周祚奏令天下郡县分辑志书。诏允其请。于是直隶巡抚于*、格尔古德等始创为之，属翰林院侍读郭棻董其事，仅数月而书成，讨论未为详确。
雍正七年，世宗宪皇帝命天下重修通志，上诸史馆，以备一统志之釆择，督臣唐执玉祇奉诏旨，乃延原任辰州府同知田易等数人，设局于莲花池，搜罗纂集，详悉考订。其后刘于义及李卫相继代其任，历事排比，至雍正十三年而书始成，凡分三十一目，而人物、艺文二门又各为子目，订讹补帙，详略适中，视旧志较为完善云。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盷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如今我们看直隶总督李卫主修的雍正《畿辅通志》，则需要给与其客观的历史评价：
（一）总的评论
其一，雍正《畿辅通志》篇目在《康熙志》基础上进行重新整合：重要内容单设门类，其篇目设计更趋合理。将诏谕、宸章、京师、宫阙等体现皇权地位及其意识形态的有关篇目集聚一起，冠于全志之首，尤其将帝王诏谕置于卷首，凸显清代帝王轴心地位。诏谕，为古文体之一种，特指封建皇帝所颁命令、文告。其册文、制敕、诏、诰、策令、玺书、教、谕等均属此类。清帝向直隶省所发诏谕直接关乎全省*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大计，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其中保存许多第一手档案材料，为研究直隶全省地情之重要资料。直隶总督李卫主修的《畿辅通志》所凸显帝王特殊地位，集中反映在雍正《畿辅通志》篇目设计上，不仅有自身特点，而且为后来者所效法。
雍正《畿辅通志》重视关隘、津梁的重要价值，一改《康熙志》关隘、津梁附于山川之弊，特辟专章记载并列于兵制之后，特具卓见。
雍正《畿辅通志》惩《康熙志》无设驿站、河渠等篇之弊，专辟此二篇，详载京师、京畿诸驿站及疏水排水之迹。
雍正《畿辅通志》一改《康熙志》附载不当之弊端，重视寺观、盐*、物产、陵墓、仓廒等内容，均辟专篇载述。
雍正《畿辅通志》设水利营田专篇，彰显农田改造之迹，体现时代及地方特色。
其二，雍正《畿辅通志》各篇内容写法大体统一，层次分明，统属得法，叙事简明扼要，广征博引，详近略远，重点比较突出，内容比较充实。
田赋、驿站、盐*、水利营田诸篇内容宏富。并以前代因革附论于各篇之后；职官、兵制诸篇详慎考订，具载新制；其他诸篇均考以经、史、子、集以征其实；名宦人物削汰《康熙志》滥入者，而有一善可称者皆存而弗去，以待知其实者论定。艺文多载奏疏，大抵皆关系直隶时*利弊之作，摒弃《康熙志》所录无关于直隶地事之诗文。
雍正《畿辅通志》时间下限为雍正十三年（），当时直隶疆域与《康熙志》时已有变更，雍正《畿辅通志》叙事涵盖当时直隶全疆、划出者削之，划入者补之，越境不书，颇称严谨。
雍正《畿辅通志》对旧志讹误、遗漏之处皆有厘正、增补，以传信为主旨，旨在求其实用。
雍正《畿辅通志》文笔深邃，于人物尤为翔实，重视搜访网罗，重视参考纪传诸史等文献。博观约取，义例较为精严，内容较《康熙志》完善。清代初修《大清一统志》有关直隶地情资料，即采用此志资料。
总之，雍正《畿辅通志》从篇章结构到具体条目撰写，都略胜《康熙志》一筹，“视旧志较为完善云”一语颇中肯綮。
直隶总督李卫主修的雍正《畿辅通志》，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1、雍正《畿辅通志》山川、公署、学校等篇某些条目所记内容漏缺，尤其各山脉大多条目仅记方位而未记其特点及走向等；
2、陵墓、古迹、祠祀等篇某些条目仅记其位置，未记建置沿革及现状等，陵墓篇“宋三陵”条，未行实勘，沿用《康熙志》，僖祖陵方位有误；
3、记清代户口仅载丁数及徭银数，未记实际户数及口数，为重大失误；
4、《舆地图》沿袭传统志书示意图绘制方法，不思改进，承德直隶州之形胜缺载；
5、选举篇进士类，未能区别唐代进士、举人、秀才之概念与后世特别是清代之不同等；
6、《艺文》篇中传体内容多与人物传重复。
诸如此类，皆为雍正《畿辅通志》未尽如人意之处。
总的看来，直隶总督李卫对直隶省文化建设的重视是值得称道的，他监修《畿辅通志》意义也极为重大，雍正《畿辅通志》较康熙《畿辅通志》内容充赡，并对康熙《畿辅通志》订伪补缺，体例也较完备。实用价值较强。初修《大清一统志》有关直隶部分就是以此为底本的。为今人继往开来，重识康雍时期直隶风俗与社会发展提供了详实、完备的可靠史料。
附录：李卫雍正《畿辅通志》序
古者邦国有志，盖以九州风土不同，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将欲体国经野，修*立教，明其刚柔燥湿之宜，悉其通塞险易之势，非按籍而考不可得也。三代以前，《九丘》志九土之疆域而典籍不传。近世邑各有志，以统于郡；郡复有志，以统于省；省复为《通志》，合之为《大一统志》，而无外之。规模以著，王者高居九重，而疆土之分，边防之要，职业之繁简，民风之厚薄，可以一览而得。志之所系，亦重矣。
我朝统一，区宇六合，同风东西南朔，《书》所谓“渐、被、暨、讫”者，今皆隶版图而供职守。圣圣相承，立纲定制，视前古特为精密。皇上绍登大宝，益弘继述之善，宏纲细目，无不备举。雍正七年（）春，诏天下重修《通志》，上之史馆，以备《大一统》之采择。
畿辅为首善之地，经画区置，万方皆取则焉。受命以后，督臣唐执玉、刘於义递董其事，设局于保定府之莲花池，延博学洽闻、明习典故之士搜罗纂辑。方是时，臣适秉节两浙，亦集越之多士修明锓梓。十年秋（），复奉总督直隶之命，考询斯志，缮稿者已什有其七八。其叙“山川”、“疆域”、“城郭”、“关津”，以及“贡赋”、“风俗”、“礼乐”、“刑*”，英才之挺秀，物产之异宜，靡不胪悉具举。其文典而核，其事切而当，洵可为馆阁取材之地。乃若兴修水利、创建营田，皇上特遣亲王大臣周历三辅，区分经理，课导之法既详，又设专官以董其事，使瘠卤之地皆为衍沃，所以为畿辅之利者至深且厚。至于职官之统驭、郡县之繁简、*伍之多寡、设防立卫、联络屯置之事，皇上既以臣督率群吏，兼理戎*，自应因时制宜，以求允协。于是熟察郡邑之治体，亲历诸边，遍观*屯之形势，悉心讨论，次第修举。其间有断自宸衷特命变通者，有面承圣训量加裁益者，有度地制宜敷陈愚见、奉俞旨而允行者。既经圣明之鉴定，靡不大小相维，轻重同得，皆可为不易章程。故臣于“职官”、“兵制”诸篇详慎考订，具载新制。又逾年而书始成，诚见夫官以抚民，农以养民，兵以卫民，圣心周详营度，所倦倦而不自已者，纪载之间，不容稍略也。
夫古之建都者曰长安、曰洛阳、曰汴梁，而识者考论国势，咸以为不若燕京之盛。盖渤海东绕，太行西峙，前襟河济，后拱居庸，居高驭重，南面以临四海，诚所谓神皋天府、万国朝宗之地也。其民俗尚浑朴、敦孝弟而重节概，又沐浴圣化，时亲云日之光，风气进而日上矣。嗣是，官斯土者读是书而兴起焉，为干城，为保障，以无忝股肱之任；生斯土者读是书而向慕焉，戒浮薄，崇古处，以无负山川之秀。将见邦畿千里，永为四方之极，鼓吹休明，辉煌史传，岂独为郡邑之光而已哉!
时雍正十有三年岁次乙卯（），清和月谷旦，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直隶总督、加十级纪录十七次又*功纪录一次臣李卫谨撰。
（据雍正《畿辅通志》卷首直隶总督李卫序言整理，原文选自乾隆本《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册，第10—11页）。
直隶总督李鸿章主修光绪《畿辅通志》
晚清三次出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其督直时间长达25年之久，直至病死于任所。在晚清*坛上，李鸿章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清同治九年八月三日（年8月29日），李鸿章第一次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除因丁忧回籍以及为清廷办理外交等事宜之外，在直隶任职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之久。是清代任直督时间之最长者。其掌外交、*事、经济大权，兴办洋务事业，建立北洋海*，权力和地位亦远凌于其他省封疆大吏之上，成为晚清*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洋务派领袖人物。
在直隶文化建设方面，李鸿章成绩颇为显著，如在天津创办了种类繁多的新式学堂；在保定拓展和提升直隶最高学府——莲池书院的办学规模和层次，扩大了在学界中的影响和知名度；同时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做出了一定成绩，如他督直期间在莲池主持编纂光绪《畿辅通志》就是一例。
光绪《畿辅通志》距雍正志已历年之久，大大超过了当时地方志每60年一修的惯例。再者，鸦片战争和农民起义，使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文化、内*外交等方面都与以往有所不同。直隶环卫京师，其变化是极为显著的。因此，编修一部适应当时形势需要的新省志，总结雍正志以来直隶省在各方面的得失利弊，以为施*所用，是督直者重修《畿辅通志》的主要原因。光绪《畿辅通志》的问世，客观上顺应了这一要求。
光绪《畿辅通志》成书经过
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畿辅上距雍正志成之日百四十余年，损益因时，今昔或异，遇事考究，尝患无征”。乃于同治九年（）奏请重修《畿辅通志》。同治十年（㈠，李鸿章延聘著名学者*彭年主纂《畿辅通志》，设局于莲池书院课荣书舫，不惜重金召集饱学之士，商榷通志编纂体例，广泛征集经、史、子、集诸书及有关文献、档册等资料，兼及采访所得。对《雍正志》一百四十余年以来文献资料网罗略备，对康、雍二志，特别是对《雍正志》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研究，指出其利弊。然后条区类别，分授纂编。光绪《畿辅通志》以纲统目，分纪、表、略、录、传及识余，凡卷。光绪《畿辅通志》于同治十年（）末在莲池开始编纂，于光绪十二年（）告竣。凡卷，用银11.99万两有余（12万两），并于同年于莲池书局刊行。
光绪《畿辅通志》编修人员
光绪《畿辅通志》为召集笃学之士，广征经、史、子、集诸书，兼采访所得。对前志一百四十余年文献资料网罗略备，考订精审，体例完备，资料充实，为清代省志中的名志。
总裁：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隶总督，北洋钦差大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
原任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张树声
总纂：陕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前翰林院编修*彭年
分纂：原任山东陵县知县崔乃晕
前署直隶蔚州知州蒋日豫
前任易州直隶州知州赵烈文
江苏候补同知，前翰林院庶吉士陈寿昌
故城县知县丁绍基
户部主事王树棉
栾城县拔贡张豫皑
完县知县劳乃宣
广平县知县吴寿坤
翰林院编修胡景桂
绘图：直隶候补典史戴清
遵化州举人董守鲁
候选府经历郭云丰
清苑县贡生吴光莹
山东利津县知县，前直隶巨鹿县知县盛赞照
吴桥县典史施崇礼
北河候补县丞何芳徕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咸丰三年（），在籍办团练抵抗太平*。继而为曾国藩幕僚。咸丰十一年（）编练淮*，后与太平*作战，升任江苏巡抚，扼杀太平*革命。同治四年（），署理两江总督，镇压捻*。同治九年八月三日（年8月29日）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外交、*事、经济大权。其前后三次出任直隶总督，督直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直至死于任所。在*坛上，李鸿章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文化建设方面，成绩堪嘉，贡献尤多，其中主修光绪《畿辅通志》即其显例。
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咸丰三年廪生，淮*主要将领，因与太平*作战有功，受朝廷重赏。历任直隶按察使、布*使，署两江总督，任两广总督。光绪八年（）三月，直隶总督李鸿章丁忧，朝廷于此时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因擅自调派翰林院侍讲张佩伦帮助北洋水师，遭劾，革去通商事务大臣之职，后朝鲜兵变，清廷命张树声派员前往镇压。光绪九年（）六月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张树声调回两广总督任。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由于两广总督张树声对广西边防准备不够，以致驻越清*在北宁战败。后因病离任。但仍办理广东防务。不久病逝于任上，享年60岁。张在短期署理直隶总督期间，曾为光绪《畿辅通志》之总裁。
*彭年（—），字子寿，号陶楼、更生等，出生仕宦人家，贵州贵筑（今贵阳）人，祖籍湖南醴陵。其父*辅辰系道光十五年进士，为清一代循吏，《清史稿》有传。*彭年是道光二十三年（）举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咸丰十一年（）应直隶总督恒福之聘，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彭年重视文物的搜集和保护，曾嘱夫人刘氏重绘乾隆时期方观承主持绘的莲池十二景图，这套图册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同治元年（），应四川总督骆秉章之聘任幕僚，翌年协助骆秉章镇压太平*石达开部。后应陕西巡抚刘蓉之聘，主讲关中书院。同治十年（）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聘，总纂《畿辅通志》。光绪四年（8）至八年（）复任莲池书院院长。后曾任湖北按察使，江苏布*使，湖北布*使等职。*彭年为官清廉，体恤民众，他长于史地及方志之学，著有《东三省·边防考略》、《金沙江考略》、《铜运考略》、《历代关隘津梁存考》、《尔雅集韵》、《二十一史提要》，主纂光绪《畿辅通志》，曾为同治《枣强县志补正》作序，制定《重修湖北通志纂校章程》等，其著作被其弟子章钰等人收编为《陶楼文抄》和《陶楼诗抄》。此外，亦工书画，有许多佳作存世。光绪十六年（）病逝于湖北武昌任上。
李鸿章为了续修《畿辅通志》，聘翰林编修*彭年为总纂。《畿辅通志》这次是第三次续修，同治十年（）末到光绪十二年（）完成，当时，在莲池君子长生馆设局，因此，莲池书院许多学生参加。总纂*彭年是史志大家，为了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历史情况，广泛搜集资料，经过10年甄选爬梳，艰苦忙碌，终汇聚成书。编写注重收集官府档案，注重收集碑石资料和第一手资料，原文实录，并注明来源与出处，便于使用和研究人员核实检索。
《畿辅通志》问世，记下了*彭年的功劳。*彭年对“志”有明确的观点，他说：“志者，*书也。为志而*不备，不足以书，为*而不遵王者之法、忠圣贤之言，不足以为*。故作书以明*，而为*在乎人”。*彭年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其思想主要涵盖儒学、教育、方志、文论等方面，其思想在清代乃至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莲池书院，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光绪《畿辅通志》空间范围
光绪时直隶统辖地域较雍正时更有扩大，其辖境约相当今北京、天津、河北省全境及辽宁、内蒙、山东、河南部分县域。含府11、厅3、直隶州6、州17、县。
顺天府：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通州、三河、武清、宝坻、宁河、昌平州、顺义、密云、怀柔、涿州、房山、霸州、文安、大城、保定、蓟州、平谷。领州五，县十九。
保定府：清苑、满城、安肃、定兴、新城、唐县、博野、望都、容城、完县、蠡县、雄县、祁州、束鹿、安州、高阳。领州二、县十四。
承德府：滦平、平泉州、丰宁、建昌、赤峰、朝阳。领州一，县五。今按，雍正十一年（）改热河厅置承德州，属直隶省。乾隆七年（）复为热河厅。乾隆四十三年（）改热河厅置承德府，属直隶省，治所即今承德市。
永平府：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州、乐亭、临榆。领州一，县六。
河间府：河间、献县、阜城、肃宁、任丘、交河、宁津、景州、吴桥、东光、故城。领州一，县十。
天津府：天津、青县、静海、沧州、南皮、盐山、庆云。领州一，县六。
正定府：正定、获鹿、井陉、阜平、栾城、行唐、灵寿、平山、元氏、赞皇、晋州、无极、藁城、新乐。领州一，县十三。
顺德府：邢台、沙河、南和、平乡、广宗、巨鹿、唐山、内丘、任县。领县九。
广平府：永年、曲周、肥乡、鸡泽、广平、邯郸、成安、威县、清河、磁州。领州一，县九。
大名府：大名、元城、南乐、清丰、东明、开州、长垣。领州一，县六。
宣化府：宣化、赤城、万全、龙门、怀来、蔚州、西宁、怀安、延庆州、保安州。领州三，县七。
口北三厅：张家口厅、独石口厅、多伦诺尔厅。
遵化直隶州：玉田、丰润。领县二。
易州直隶州：涞水、广昌。领县二。
冀州直隶州：南宫、新河、枣强、武邑、衡水。领县五。
赵州直隶州：柏乡、隆平、高邑、临城、宁晋。领县五。
深州直隶州：武强、饶阳、安平。领县三。
定州直隶州：曲阳、深泽。领县二。
光绪《畿辅通志》时间断限
光绪《畿辅通志》各条上限时间不一，最早为三代，下限时间不同，最迟在清光绪十年（）。
光绪《畿辅通志》纲目框架
光绪版《畿辅通志》，在编写过程中突破了传统门目体，采用类似正史纪传体，形成纪、表、略、录、传等诸体并用的独特风格，下有分目若干。具体说来，它将涉及帝王诏谕、宸章、京师、陵寝、行宫等列为“帝制纪”。将府、厅、州沿革及职官、选举等列为“表”。表格这种归纳易行的表述方法在明及清初，用于志书尚不多见。而该志则将能用表格记述的内容均列表入志，其表在全志卷中多占十分之一，实为创举。同时将舆地、河渠、海防，经*，前事、艺文、金石、古迹为“略”。将宦绩为“录”。将列传、列女传为“传”。此外，还有“杂传”、“识余”和“叙传”。可以说，全书分类得要，记叙得法，实为可贵。
光绪《畿辅通志》体例，一改康熙、雍正二志门目体，光绪版《畿辅通志》体例，吸取了周应合《景定建康志》、谢启昆《广西通志》、阮元《广东通志》等志的优点，稍加变化采用地方史式体例，更符合直隶地情。全志分纪、表、略、录、传五门以统其类。即帝制纪，含诏谕、宸章、京师、陵寝、行宫；表，含府厅州县沿革表、封建表、职官表、选举表；略，含舆地略（疆域图说、晷度、山川、关隘、风俗、方言、物产），河渠略（水道、治河说、堤闸、津梁、水利营田），海防略（图说、通商事宜），经*略（田赋、旗租、户口、禄饷、盐法、钱币、仓储、漕运、榷税、恤*、祀典、学校、庆典、兵制、铨选、刑律、城池、公署），前事略，艺文略，金石略，古迹略（城址、署宅、陵墓、祠宇、寺观）；录，含宦绩录；传，含列传、列女传、杂传。此外还有识余，含拾遗、述异、方伎、仙释。最后有叙传。书前冠以凡例，书后载奏章，进表及纂修职名。此例分目和要，记述得法。在资料搜集及运用上颇见功力。
光绪版《畿辅通志》书前为直隶总督李鸿章为设局重修《畿辅通志》奏章，李鸿章《畿辅通志》告成敬呈御览奏章，《畿辅通志》纂修职名，凡例。书后有李鸿章为此书所作《叙传》，并附《畿辅通志》索引。
考光绪《畿辅通志》体例，采用地方史式。实受章学诚方志理论影响，章氏所撰志书颇富，以乾隆《湖北通志》为例，其纪、图、表、考、略、传无所不备，一如正史。即上述两广志体例亦皆受章氏志体影响。因此，探究光绪《畿辅通志》体例之源，仍在章氏。故光绪《畿辅通志》各篇所记大多先以历史时期为纲，然后再以府、州分叙，明显体现出地方史叙事特点。这一点颇与《雍正志》先以府、州区分，然后再以历史时代分别叙事为主流的分类方法不同。光绪《畿辅通志》之所以采用地方史形式，是与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本身的阶级局限分不开的，其修志目的旨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作者将“纪传正史”之体稍加改造移入通志中来，一如“正史”，其实质与“道名分，别尊卑”思想一脉相承，如以“帝制纪”居首，分明是“正史”帝王本纪之体在志书中的体现，是帝王轴心论在志书中的反映，是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其人物传记，强调宦绩、乡贤、忠孝作为志书人物重点，重视列女传资料的搜集与编写，反映作者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理念；将方伎等人物纳人“杂传”，与身居历朝的贰臣等列齐观，贬低了方伎人物价值，即使为国朝（清）建立过丰功伟绩的前朝人物，也必须纳入“杂传”，以示与从一主而终的人物有别，强调并提倡效忠于一姓王朝的封建道德观念。
光绪《畿辅通志》“帝制纪”，为全志轴心，居全志之首，统摄诏谕，宸章、京师、陵寝、行宫等类。较康、雍二志更集中准确地凸显帝王特殊地位。诏谕、宸章、京师、陵寝、行宫单设，分类亦更趋合理。
光绪《畿辅通志》在“表”的用法上，将府、厅、州、县沿革，封建、职官、选举等改为表。表是以年代为经，史事为纬罗列历史事件的表体。表者，明也。其“旁行斜上”、“执简御繁”、“文省事多”的特殊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表具有内容集中、便于纵横比较和方便查寻的特点。表还可以弥补纪传之不足，顾炎武谓，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而文愈烦，而事迹或反遗漏不举，此表之所以为要也。其言甚是。
光绪《畿辅通志》较《雍正志》尤其重视经济内容的记述，于“略”体各篇，多所体现，一改传统旧志重*事、轻经济之弊，是修志认识上和修志实践上的一大飞跃。
光绪《畿辅通志》设“略”体，略即社会史之意。其载舆地、河渠、海防、经*、前事、艺文、金石、古迹等类。类下分目若干。此为全志主体，亦即典章制度专志。有关直隶民生休戚之大者，莫过于水利，此前康、雍二志，只罗列水名，难于贯通，光绪《畿辅通志》设《河渠略》，以大水为经，以所汇各小河泉涧为纬，小水源委附注，颇有郦道元《水经注》之遗意。并有水利往事考据及清代水利营田成案，分记堤闸、津梁，条分缕析，便于考究。光绪《畿辅通志》增设《海防略》，附“通商事宜”，北洋所辖“海图”详绘，旁及山东、奉天，充分反映晚清北洋海防时*。时人认为：“**莫急于边防，而边防莫重于海微……慎封守，重海疆，自古迄今莫之或易也”。其艺文略严守史例，只载书目，不载诗文。于经、史、子、集之外，别立方志类，凡直隶统部及府、厅、州、县志书，无论是否畿内之人所撰，皆编存其目，颇便查阅。民国《河北通志稿》“旧志源流”即宗于此。光绪《畿辅通志》增设《漕运》以补旧志之缺。各地所征粮食解往京师是直隶漕运一大特色。清道光间，运河淤塞，漕粮改以海运为主，并渐改征折色，运量减少，同治十一年（2）用海轮运漕粮后停止河运。
光绪《畿辅通志》还新增《钱币》、《方言》、《庆典》、《刑律》、《前事》、《禄饷》等篇，皆补《康熙志》、《雍正志》之缺失。
光绪《畿辅通志》设“录”体，专载宦绩。志体中，凡志书编者直接抄录有关文字的篇目称“录”，这里有记录、著录性质。该志抄录史书人物传中名宦*绩称“宦绩录”，录与表相类，给人以直观感、明晰感，具有昭示名宦、惠泽一方百姓之功效。
“传”，光绪《畿辅通志》传体，含列传、列女传及杂传，此为全志主体内容之一。克服了康、雍二志人物分类过细而难以撰写之弊端；列传人物以朝代为纲，按府、州分别叙事，不复细分小类，以省烦琐。此为志书传体一大进步，对修志产生重大影响。
光绪《畿辅通志》设“识余”，附之卷末，仙释、巧技之类人物以及故老传闻等皆归其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史料。此为遵奉章学诚“三书”所附“丛谈”遗意，当为可取。如此，较《雍正志》归属更为严谨有度。列女称谓一改康、雍二志仅称某氏之弊，改称某人女、某人妻某氏、某人母某氏，书其父与夫及子之名，无名称姓。较以往大有改进。
叙传，叙同序，仿《汉书·叙传》例。此叙传，为志书序言。颇有《史记·太史公自序》遗意，该叙传大旨在于阐发光绪《畿辅通志》编纂之由、编纂经过以及各篇之要旨。明确光绪《畿辅通志》特点，编修时间及用银数额等。
光绪《畿辅通志》评价
光绪《畿辅通志》诸篇，特别是人物篇，大多为纂辑各种文献原文而成，述而不作，考证尤多，体现承继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风格。此为光绪《畿辅通志》叙事特点之一。
光绪《畿辅通志》保存了极多的珍贵史料。直隶有关民生休戚之大者，莫过于水利。以前的畿辅志，只是罗列水名，难于贯通。该志设有《河渠略》，以大水为经，所汇各小河泉涧为纬，小水源委附注，并有水利往事考据及清代水利营田成案，附记提闸、津梁之类，条分缕细，便于考究。该志设《海防略》，附“通商事宜”，将北洋所辖“海图”详绘，旁及山东、奉天。充分反映出晚清北洋海防时*。该志“识余”，附之卷末，将故老传闻以及难以归属且须待后人考据之事载入其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料。此为遵奉章实斋“三书”所附“丛谈”之遗意。当为可取。此外，艺文门于经、史、子、集之外，别立方志类，将直隶统部及府、厅州县志编存其目，对一地文献之保存，起到按图索骥之作用。
光绪《畿辅通志》于资料搜集方面颇见功力，据李鸿章《畿辅通志叙传》称：“凡群经诸史，以及圣训、会典、则例、三通、一统志，暨诸省郡县志书，诸子百家，文集杂著，靡不甄录。又檄郡县采访，月以册闻，铢聚成钧，缕积盈笥，然后条区类别，分授纂编……”其所征集资料之宏富，是可以想见的。将若干原始资料如账册市籍、档案资料，博采其中。对《雍正志》以来一百四十余年文献资料网罗略备，详于考订，对《雍正志》纠谬补缺，所引用资料，除常见专书之外，大多注明出处，颇便研读及考稽。该志志目多有新增，且订正旧志错误多处，刊削失实。舆图以计里开方之法绘制，每州县一图，附《舆地略》。在表的用法上，将府厅州县沿革、封建、职官、选举等改为表，使表在志书中“旁行斜上”，“执简驭繁”，“文省事多”的特殊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光绪《畿辅通志》全面系统载述直隶域内综合地情，是研究直隶省历史，地理、*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载体，具有重大开发、利用价值。光绪《畿辅通志》“资料完备、考核详实、体例亦善、号称杰作”。堪称清代各省通志中之巨擘当之无愧。
对光绪《畿辅通志》的负评
然当时对光绪《畿辅通志》持异议者主要为莲池书院后任院长张廉卿、吴挚甫两先生，他们认为光绪《畿辅通志》“失纂述之体，贻市簿之讥，篇不成文，无异档册”。尽管如此，可以看做无伤大雅的一家之言。
光绪《畿辅通志》资料虽称完备，此仅为相对而言。但事关国家大*之事如交涉、宗教、交通、厘金、财*预算等篇目即缺漏未载，或载之不备，有关《通商事宜》仅附于《海防略》，而未特辟专篇，上述情况，早于鸦片战争之后已露端倪，至光绪《畿辅通志》编修时大多已形成气候。凡此种种，俨然构成光绪《畿辅通志》一大问题。
此外，光绪《畿辅通志·凡例》：“艺文只载书目，不载诗文，史例也……至诗文有关事实者，采注各条之下……”今按，艺文只载书目，是正确的；而“诗文有关事实者，采注各条之下”之法，致使内容淆杂，不符合志书分类叙事原则。莫如采用清章学诚“方志立三书”之成规，于“经*略”下增设“文征”一门，使各篇附载诗文、奏疏、论说等文字统归于此，泾渭分明，归属得体。然该志作者，分类欠当，有违志例，竟使许多门类附载之文连篇累牍，充斥其间（如山川、关隘、河渠、海防、漕运、艺文、陵墓等），有失鉴裁。
对《畿辅通志》编辑中一些问题虽有争议，但多年来，史志学家还是对这部煌煌巨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它是至今华北地区历史、人文、自然资料最为翔实、又最为史志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