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广州康乐村，刘常鑫含着胸坐在一个小马扎上，面前支着的小黑板还有雨打的痕迹，上面写着：“诚寻客户，代工牛仔裤，长期合作。”这行粉笔字是去年疫情后写的，如今已经有点褪色了。
同样找客户的人就坐在他旁边，沿着康乐桥往西排成一队。有的举着纸板，身上披着样衣，但大多数都无人问津。
“一整天接不到单也是常态。”刘常鑫在广州开制衣厂将近20年了，去年疫情效益最差，今年可能排倒数第二。他的印象里，在康乐村，宿舍24小时有人睡觉，厂里24小时有人做工，街上24小时有人下单，可现在不是了。
刘常鑫推掉了一个客户。“单价太低，一天下来挣不到钱，开了机器就要赔电费。”而这个订单是他这周接到的唯一的活。拒绝后，他可以给自己放个假了。
但他没有，依然每天早上提着小黑板，在康乐桥东招工人，下午四五点就把小黑板反过来，去康乐桥西招客户。康乐村里的工人和厂长们管这叫“打游击”。
“万元月薪”的神话
康乐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都在康乐桥周围。桥头一家奶茶店的旁边，十几人围在一起，蹲着的和站着的抽烟聊天，他们都是找活干的工人，感慨着自己干的活不划算，打算挨到晚上等厂长来高价招零工。
“一个月块的坚决不干，这都不是钱，”柏德蹲在工友旁边，像个脱口秀演员般说着，“目标是月薪过万！”年生的他，在工友里勉强不大不小，但后脑勺的发旋间，头皮已经直接见了光。
5年前从湖北农村来到广州打工，他早已熟悉了康乐村招工的套路：一般越晚工价越高。从晚上11点开始，直到凌晨三四点都有人招工，“真想赚钱的要通宵”。白天，老板找长工，月薪给左右；一到半夜，老板有出货急又完不成的单，一小时通常给到35元，工友们干到早上八九点回去睡觉，下午两三点睡醒再出来找活。
宿舍里，工友们自嘲在这打工的都是“深圳三和大神”，“一人干活，全家不愁”，缺钱就干，累了就睡觉打游戏。用柏德的话说，“现在市场不好订单不稳，长工不如零工来钱快”。这时，他光着身子躺在床上，用床单把自己的下铺围上一圈。
宿舍公用的桌子上散放着一摞扑克，有些牌的四角已经翘起。去年疫情解封回到康乐村后，柏德和室友们有空就边喝酒边打双升。打到最后总会半醉半醒地打趣：“谁要是输了就滚回湖北”。但直到今年5月，柏德的宿舍里没一个人走。“赚多赚少都不会走，留在这还有个念想。”柏德说。
晚上九点，康乐村大街上人流如织。柏德走到康乐桥边，从刘常鑫手里接过一件外翻的白色短袖，一只手捻着领口，另一只手搓转边线。这是一件完成了“四线”的样衣，刘常鑫在招人给衣服缝合和锁边，也招剪线、裁床、焊工和车位。
“一件几块？做多少？”柏德问。
“件，没有次品每件5块5，明天早上四点前出货。”刘常鑫回答。
“6块成不？”柏德把那件短袖抻了回去。
“那走吧。”刘常鑫犹豫了两秒。
刘常鑫的工厂在康乐桥东边米左右。一幢临街楼的4层，不到平米的两个房里有13个工人。柏德在机器前坐下来，从地上拎起一块布料开始车“四线”，顺着轨道的卡口把布送进去，脚踩着踏板，机器的咔嗒声和秒针转动的声音错落地响着。
定肩膀，裁剪领子，缝合衣服的前后两片，柏德做完一件大约需要2分钟。“时间有点紧”，但是柏德没有再放弃。按照要求，他要在工位上连着干6个多小时，才有可能在4点前把货做完，赚到1块。
从招工、讲价到试做，整个流程下来半个小时不到。“他还算熟手，难得。”刘常鑫说着，把小黑板放在车间门口，去隔间里看成衣有没有质量问题。
在康乐村办了20年制衣厂，刘常鑫最骄傲的，就是留住了厂里的13位固定工人，他们跟着刘常鑫跟了十多年了。只有客单量大，又需要24小时内出货的时候，刘常鑫才会去招零工来补补人手。
但刘常鑫其实并不喜欢招零工。每次不得已要招，他都要时不常过来监督，长工的工作质量更让他安心。如果有短工在厂里，他都不敢把手机放在车间，更不用说现金。刘常鑫说：“如果招短工，我会想尽办法让他变成长工。”所以每逢过年他都给工人包车送他们回家，平时有空也一起吃饭。
不过柏德并没有留在厂里做长工的意思，因为他知道，长工夜里没有加班费，一旦做长工，万元月薪就没希望。刘常鑫也承认，康乐村里长工夜里加班就是一种义务，免费加班。“如果给长工加班费，这里开厂的老板迟早要跑，更不用说五险一金”，他也知道劳动法，“可这行一百个工厂里可能只有两个厂能开”，还不包括他自己。
曾经也有工人在他的工厂里拿到上万的月薪。一对夫妇一个月做了件衣服，平均单价大概6.3元。刘常鑫开始敲打计算器，一串数字弹在屏幕上。“这还是按照最低的算的，准确来说是两万八千五。”
这对夫妇最终没有在刘常鑫的工厂里继续做下去，去年回了湖北老家。刘常鑫常鑫猜测他们可能太累了。忙的时候，除了8小时的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干活，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只有没货时，刘常鑫会主动让他们休息一个班，而且工人之间会错开休息。“长期做下去这是谁都受不了的，包括我自己。”刘常鑫说。
疫情也给厂子和刘常鑫自己都按了暂停键。去年，康乐村刚一复工，刘常鑫就开车从荆州回广州，他庆幸自己基本都做稳定的“内单”，卖给广州沙河、十三行和万佳的国内市场。“大塘那边做外单的就比较惨”，刘常鑫听朋友说，八成的出口外销都毁约了，小厂子不开张，工人全都卷铺盖走人。
厂里的工人，在刘常鑫回广州后几天也到位了，主力是像柏德一样的80后，90后甚至还不如70后多。每次下楼拿外卖时，他总感觉90后都去送外卖了，要么就是运快递，或者去当滴滴司机了。但他也说不出来制衣和送外卖相比有什么好，只是说“各有各的不容易，都是用时间把钱磨出来的”。
喜欢自由，也是他安慰自己招不到年轻人的理由。90后在他眼中，不像70后和80后，要么年轻的没有小孩，要么有老人帮忙带娃，自己出来赚点钱。“不会做衣服的技术，还想赚上万月薪，又感觉做服装没前途，最后只能去送个外卖、快递。”他不认同年轻人的选择，但也承认自己想去个高档小区做保安。
年，刘常鑫在朋友圈里转过一篇“深度好文”，讲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落后产能，吸引不了现在的年轻人。当年，国家统计局的报告里提到，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下降了0.5个百分点，16～30岁的年轻农民工占比则持续下降至25%左右。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年减少了万人，下降2.6%。
他也不知道康乐村里这些纺织机还能开多久。只是这两年在抖音里越来越频繁看到，认识的供货商开始直播卖布，也有人发了个自动制衣机的短视频，定位在佛山某制衣工厂，22秒生产一件T恤，24小时不断电生产。他内向，不爱互动，但那次他确实点了个赞。
“服装行业，好像就是一种饱和的状态。”他说他没什么信心继续办厂了，更不想上进了。现在的收益虽然比疫情期间好些，但只有做一些特别的衣服才能赚多些，可他不知道什么衣服叫“特别”，只知道别人喜欢就叫“特别”。
湖北人的去与留
刘常鑫有抽烟的习惯，但是只抽细烟，他说抽烟是有点寂寞，又怕粗烟杀伤性太大。平时抽15块一盒的长白山，有人来就拿出33块的钻石荷花烟招待。他很少拿钻石荷花出来，因为这是他老乡回湖北前送给他的，他想留着做纪念。
20年前从湖北来到康乐村的刘常鑫，也只赶上了广州服装制造业的第二个十年。90年代中大布匹市场形成，给制衣提供了原料。邻接的康乐村管理宽松、土地廉价，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做服装加工。到年，0.46平方千米大小的康乐村，已经聚集着上万家的制衣工厂。
刘常鑫记得这里务工的最初有“三大集团”——江西人、四川人和湖北人。后来江西人把工厂带回江西了，四川的去其他地方找更好的活做了。只有湖北人，尤其是荆州人，还在这里。
“与其说我们还在康乐村坚守，不如说我们事实上已经落后了”，刘常鑫扫了一眼周围的厂房，不进阳光，机器轰鸣，潮气混着布臭，没人讲话。“这种环境和工作节奏能挨几年？留下就是牺牲。”原先广州发往湖北的大巴隔日才有几班，现在路边大大小小的客运公司都全年发车。
刘常鑫的厂里很多工人都背景相似，要么妻子孩子在湖北老家，要么夫妻俩一起来广州打工赚钱，每年春节才回去一次。不像柏德，他们求稳，就在刘常鑫的厂子里做固定工人，才算熬过了去年疫情。
今年他们还住在一晚20块的床位上，条件稍好的夫妻舍得花50块睡单间。不过他们不怎么吃10块一份的粿条，或12块的猪脚饭了。刘常鑫买了一口大电饭煲放在车间，工人们的碗在旁边摞成一摞，老板娘每天提前完工来给工人做饭。
“离开的也很多。”刘常鑫提到工人离开回湖北时，用上了“挣扎”的字眼。他原来的工人老乡里，有人回家开工厂了，也有人开餐馆、搞建筑，还有人改行学烘焙，目前在做蛋糕。
“当初和我一起来打工的，也有搞得不好的，都去世了”，刘常鑫擤了擤鼻子，皱纹里挤出点笑，“是脑充血、脑梗”。做服装工人熬夜都是常事，直到现在，刘常鑫厂里的工人都是半夜12点下班，刘常鑫自己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2点。他害怕自己也出事，因为他父亲也是因脑出血和脑梗去世的。
客运公司的人也知道，工人回湖北最多的还是去年。疫情下外贸单都停了，工厂没法开张，工人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回湖北，有的甚至把床都拆了搬走。他们在广州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开支。哪怕是20元一晚的床位，和7块一份的肠粉。去年疫情前，刘常鑫还见到村里有卖湖北监利炒饭的地摊，武汉一封城，招牌上的湖北俩字就没了，后来更是连摊都见不到了。
疫情以来，刘常鑫越来越不喜欢别人叫他老板，他只觉得自己在负责一个小工厂，甚至是小作坊，给客户打工。如果哪天不想干了，就直接转让出去，卷铺盖回老家，和普通工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有湖北老乡问他广州的工作，他也不建议老乡来康乐村做服装。要是他的好朋友来问，他倒不会直接说回湖北、回村里，“去其他城市开个小店，或者在广州找个其他什么工作干，都比来这里做服装强了”，他说他会这么回答。
但是真正来了的人，大多还是在这留下了。柏德坦言，如果回到5年前，自己还是会选择来到康乐村，不仅是因为身体年轻，也因为能比在湖北赚到更多。
对孩子，刘常鑫也希望他们留在广州，别回农村。刘常鑫25岁的大儿子之前在广州读书，去年回了武汉，给一个汽修美容公司打工，没再回来。刘常鑫说是自己想把他赶到武汉，去学会独立，去体验社会的艰辛，但他觉得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让儿子上大学。
15岁的女儿还在广州读初三，早上6点多去学校，晚上6点多放学。刘常鑫自己每天半夜2点下班回家，早上睡到10点左右来工厂。父女俩见面时，总有一个在睡觉。碰上工厂没事下班早，刘常鑫也少有心情带女儿出去吃顿饭，女儿也会用中考复习推脱。每个月一两次的陪伴，最后“几乎就是一个外卖”。
刘常鑫想过放弃，他不知道今天做了，明天会有什么结果。虽然妻子天天劝他回湖北，但他还是要干下去，没得选择。他说他们70后最难，不会种地，农村家里种地的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自己五十多岁回家太早了，在外面干又有点受不了了。”何况现在康乐村面临旧改，有房产的人大多待价而沽。
“广州会把我送回湖北”
采访时，窗外突然响起火警消防车的声音，刘常鑫没有回答问题，从椅子上一激灵蹦起来，侧身把头探到窗外。等到消防车消失在康乐桥另一侧时，他叹了口气跟工友说：“又一家倒霉了。”害怕听到火警鸣声，是他20年制衣积累下的职业反应。他也曾梦见，一场火把他的所有都毁灭了。
2年底来广州前，刘常鑫已经在外打工了十年。年，看了电视剧《外来妹》，他也跟着打工潮坐火车南下。车站买不到票，就从票贩子手里收。出了广州火车站，再坐大巴到深圳的布吉镇，他在那里给别人打地基，刘常鑫说在农村这个叫“挖墙脚”。
刘常鑫第一次做服装是年上半年，他去了北京丰台。但一天18个小时的工作很快就搞垮了他的身体，也是他第一次放弃。他又一次来了广东，在东莞的虎门打工攒钱。直到2年借了一笔高利贷，他才凑够钱，在广州鹭江的停车场旁边办了个厂。当时办厂价位很低，“两万两千块左右，就可以办一个小型工厂”。
可非典就在那年年底暴发了。刘常鑫感冒了两周，工厂也两周没有开张，“每天就睡在车间里靠窗通风的地方，趴在地上动都不动。”后来，他才鼓起勇气去鹭江疾控中心抽血检查，没有感染。去年疫情，他留在湖北荆州老家，距离武汉两小时车程，新冠确诊人数略高于浙江省。“不赚钱不行，但健康和生活质量更重要。”刘常鑫感觉自己已经没了非典时的血气方刚，虽然头发是黑的，但心里白发苍苍。
两年前，刘常鑫才从住了18年的厂房里搬出来，和妻女到康乐桥边的一间二手房里住。厂房楼下是珠宝店和百货超市，白天是销售的喊叫，到晚上音响就放抖音神曲，想在这好好睡觉是一种奢望。让刘常鑫下定决心的，还有厂房的空气。年轻时没感觉，现在他看到灰尘都怕，感觉这空气从别人口里吐出来，自己再吸进去。
搬新家一事上，刘常鑫没声张，甚至不大愿意邀朋友来。因为当年和他一起办厂的人早已住进了小区房。“隔壁逸景翠园的房价，我看着它从五六千一平米，涨到四万多。”刘常鑫还记得，当年和两个朋友斗地主到半夜三点，散伙时朋友说“去逸景翠园买房子咯，常鑫你去不去？”他一口拒绝，想着有钱了回家自己盖一栋房子。如今他后悔了。“我现在奋斗也好，不奋斗也好，还不如当初一咬牙买套房子”。
虽然住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康乐村，和工人一样，刘常鑫并没有真正在广州站稳脚跟。除了去番禺交货，刘常鑫几乎都在康乐村里，甚至没有去广州其他地方逛逛，他只知道，很多外地游客都去上下九去玩，“十三行的一些散货就在那卖，十几二十块一件的那种”。
康乐村制衣行业的从业者大多和刘常鑫一样，虽不知道广州“好在哪里”，但很想努力留下来。刘常鑫的朋友林安和他一样在2年来康乐村开制衣厂。年左右林安就感到好像到了瓶颈期，年疫情更几乎没赚到钱。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打印了很多张红色的转让广告，最后还是咬着牙没贴出去。在4月底一次聚会，林安才发现刘常鑫和自己一样，年底都打印好了转让广告，而今年又不贴了。
这座城市留给刘常鑫的记忆，大多和制衣有关，但他依然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广州。
“我想留在广州，但现实是残酷的，它会把我送回湖北。”
说罢，刘常鑫又点起了一根细烟。